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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原文

皇帝不可微行论（上）

《申报》，年12月18日，第1版。

上古帝王之事，古书均不甚详，中古唐虞之后，舜以耕稼、禹以平治起，至殷多哲王，皆陟自田间。两汉以后，开创之君，每由臣庶继统之主，如汉之宣宗、北宋之英宗、南宋之孝理两宗，皆由于在外之宗室，故知稼穑艰难，不至躭乐富贵，然未为天子以前，可以置身田里，既为天子之后，不可微行民间。

盖天子者，固承宗庙社稷之重，而居万国兆民之上者也。此身既关重大天下，又系安危，安可轻易而出，竟与齐民为伍哉！秦始皇帝好游行天下，千乘万骑护卫甚多，且有副车之击，又况改服微行乎？善乎？汉文皇帝之言也。

……

明武宗则自称威武大将军，以讨宸濠，后复与嬖臣江彬等幸宣大，以渔女色，卒至皇嗣不生，年仅三旬，崩于豹房，皆言不得善终。徽宗犹微行于都中，武宗更微行于关外，两君之结果如此，岂非千古皇帝微行之明鉴欤？

其他微行各帝，虽感召无如此之甚，然亦皆无足取者。历代皇帝奈何以有关宗庙社稷之身，而竟为此轻举妄动之事，以至取讥当时，垂戒后代，诗人有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吾知圣帝贤君，断不出此以贻宇宙之口实也。

简释

同治帝载淳微服冶游，后世野史所载不一而足，但均无确据实证，牵强附会较多，但《申报》在同治帝病发一年之前，连续五篇关于帝王不可微行的社论，足以引发后世对此事的新思索。

载淳亲政之前，尚在书房习业，外界难窥帝容，同治十一年（）二月，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忒氏，立为皇后，九月举行大婚；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封为惠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封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忒，封为珣嫔。

同治成婚之后，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便于次年正月归政，因关乎江山社稷，亲王、郡王、帝师、御史分别对主上有所进谏，从明发诏谕与留中密折之中，后世足可窥得端倪。

年少殊趣

同治大婚四个月之后，御史袁承业即首先上奏，规谏帝德。袁承业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奏称，近来听闻太监在京城内外开设多家铺面，并蓄养胜春奎戏班，公然在园庄各处演戏。

此事的上文是同治二年（），咸丰帝梓宫尚未奉安，曾有谕旨，一切庆典酌议停止，并将咸丰十年（）所传的民籍人等全部裁革。但在同治三年（），外界盛传太监安得海等人滥窃贡物，为慈禧裁量戏服，枢臣以为大背祖法，御史贾铎明奏请禁，此事得息。

载淳刚刚亲政，此奏自然是往循前辄，上谕随即诏命，称我朝纪纲严肃，从不准太监任意妄为，要求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如再有太监在外生事，一经发觉，除严行惩办外，并将该管大臣及地面各官惩处不贷。

同治帝游艺怡情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

宦官所蓄养的胜春奎戏班随即倒散，四年后在上海倾倒一时的伶人陈彩林即是当时胜春奎戏班的台柱，光绪二年（），《申报》述及陈彩林在京戏业时提及袁承业奏参一事的内情，称当年尚在髫龄的陈彩林因“不赴某侍御之召”，该侍御随即“飞章弹宦官不得蓄养梨园”。

《申报》虽然隐去袁承业之名，但当时的《京报》以及后世的《实录》都有记载。成书于光绪十三年（）的《粉墨丛谈》在列数光绪年间上海京、昆、秦、徽各派剧种艺人经历时，提及陈彩林幼时是“某内侍”家伶，内侍被袁承业弹劾后“几遭不测”，致使“梨园妙选散若晨星”，陈彩林被迫转徙沪上，也可见此处宦寺遭到严惩。

此间比较生臆之处是同治八年（）安德海被诛后，宦寺本该有所敛迹，而仍能在外蓄养戏班，可知《清宫琐闻》中记同治帝载淳长大后“颇殊趣”的记载有一定可信度，其中提及载淳喜好冶游、蹴鞠、蹶张诸戏。而《粉墨丛谈》在评价上海老生、小生、老旦等角色时，将陈彩林列为“武旦一等”，评语为“陈彩林如书生备剑，不掩文章”，可见陈彩林梨园技艺实为上乘，为内侍所养以供传习也是自然。

当然，天子年少，血气方刚、殊趣玩好也算常事，从《实录》与《京报》中查知，载淳对马有异常喜好，故而各地督抚、将军纷纷进呈，以同治十三年（）九月为例，诏命称伊犁将军荣全所进贡的黑花马，乘骑合式，此马赏有“铁龙驹”名号，加恩赏给荣全大卷江绸二卷、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次月，理藩院也呈进马匹，此中实录所载也为实多。

故而《十叶野闻》所载同治帝喜好武戏，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提及载淳喜欢武戏，尤其喜好掼交，掼交要求身体灵活，年岁稍长一点的太监即不能，载淳亲自教小内监，一时风行，自梨园供奉，各行省无不喜掼交，就是从载淳开始的。

宦寺鸱张

袁承业弹章之后，围绕宦寺的奏疏并未就此止步。载淳在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日亲政后没几天，二月十二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吴鸿恩上《恭遇亲政敬献刍荛疏》，提出修身、亲贤、量才、恤民、知言、贵实六条，件件有指，条条有向。

其中第一条“修身以法祖”，劝同治帝“于忧勤惕厉之中，先严声色货利之戒”，而且“教化起于宫闱，内治不可不肃”，望君上认真体学康熙帝的《资政要览》、《劝善要言》，以达晓康熙帝的“儆怠荒、远邪佞、节嗜欲、慎喜怒”戒言。

第二条的“亲贤以辅治”，吴鸿恩呈言，因为贤者一般“不肯曲意逢迎”以“邀主眷”，举宋代程颐“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以及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之语相劝，请同治帝“加意于亲贤”。

中枢在批语中只是一笔带过前两条，称亲政以来“夙夜兢兢，不敢稍萌暇逸”，文复之中着重回复了另外四条，特别是“恤民”中的厘金事项。虽然吴鸿恩所奏与传统正论并无区别，词章之间也似乎并无明确指向。

但同治帝驾崩后，由山东道转为云南道监察御史的吴鸿恩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再上奏章，并再次提及道光帝的“御制声色货利谕，立法严明”，拟请两宫为光绪帝选择“老成质朴数人，年少轻佻者，概不令其服役”，由此可知，吴鸿恩的此份奏疏指向可谓极其明确，即要求严肃内廷，远离宦寺。

自省居善書出售

年8月13日，第5版

而且，从《申报》在同治十三年（）所登《自省居善书》的广告来看，其中的太上感应篇引经牋注，是由沈桂芬、潘祖荫、夏同善、吴鸿恩、崇绮、张之洞、徐桐等人所录。

可察吴鸿恩与以上诸人关系密切，其中沈桂芬是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徐桐是同治帝帝师，崇绮是皇后之父，张之洞与帝师兼军机大臣的李鸿藻关系极为密切，可见，吴鸿恩的此份奏疏不仅仅是自己的意见，其中所提及的内廷之事，也必是确有实据而发。

虽然吴鸿恩此疏立意明确，但并无明参，故而中枢在明发诏谕中只得避开宦寺一节。但在吴鸿恩此奏两个月后，湖广道监察御史御史文明在四月份所奏的宦寺鸱张越礼一事，即使纵观清代历史，此事也可谓并不多见。

文明在奏中提及，有清历代皇帝深鉴明代宦官弊政，防范太监至为严密，二百余年之间，从未假以分毫权柄，内监职衔不超过四品，宦寺有犯必惩，凡在外招摇生事者都立治其罪，通谕在案。

同治十二年（）三月间，皇上恭谒东陵回銮，竟然有太监多人在燕郊滋事，后将太监马进喜等人严行惩责，发往黑龙江并宣谕中外，也是在案可查。此事之后，太监自应倍加儆惧，但时日无多，竟然又故态复萌。

文明奏当月十三日，雩坛大祀礼成还宫之前，文武百官按班侍仪，突然有众多太监骑马争驰，蜂拥而至，自正阳门起，擅走各门中洞，直行御道，任意纵横，毫无顾忌。

更为骇闻的是，即使卑贱厮役也都骑马由中路跟随，冲越仪仗队伍，公然驰骋，擅进斗口，直至午门，因为门限才下马，喧逐无状，实堪发指，而在此期间，各门官员都未曾上前阻拦，听其“作践秽污、不堪寓目”。

正大光明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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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代礼制，紫禁城内骑马是臣僚优礼，大臣上马下马，都是在斗口以外，如果遇到皇帝乘舆出入，即使是扈从的亲王贵胄也都是“懔遵不行”。太监作为“刑余之辈，竟敢如此无礼”，并且携带贱役多人，不顾警跸，纵肆横行，官兵竟然不敢过问，御史文明称“成何体制”，要求严查。

文明称，查清代律例，皇帝车驾出入，侍卫官军以及导从之人，允许在东西两旁行走，其余文武百官如果直行御道，杖八十；凡是祭祀、圣驾出入以及升殿之日，厮役喊叫、拥挤之人，杖责一百，其主人笞五十；祭日扈从各官无执事，官员如果多带跟役行走，应将官员指名参奏治罪。

故而，官员逾礼尚需严惩，“太监何人，竟敢违背”，请将太监严行约束，当差出入，不准恣意妄行，并严饬各门章京、督率官兵等，凡遇圣驾出入、经过各路以及各门，如再有太监擅走中门、直行御道等事，立即禀明严惩。

文明此奏之外还附有一片，顺治皇帝登基之初，在慎刑司门左册立有铁碑，作为万世法戒，现在君上亲政，太监复行恣意，不可不防，请旨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将铁碑所镌刻的圣训摘录数通，恭悬各处，使各太监警心。

四月份关于此事的上谕中，提及如果御史文明所奏属实，实属不成事体，“亟应严行禁止，要求总管内务府大臣，转令总管太监严加约束，太监当差出入，需恪遵功令，不得恣意妄行。并严饬各门章京以及督率官兵，遇有乘舆出入各路，如再有太监及厮役人等擅走御道，不听拦阻，从严惩办。”

此份明谕掩瑕之处在于，御史文明称当日为众臣所见，文明自己也是亲眼目睹，而中旨竟称“如果所奏属实”，值得玩味。而且上谕中并未见到相关杖责的处分，唯一落到实处的是按御史文明所请，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将慎刑司门左铁碑敬录数通，恭悬各处，“以肃纪纲而昭炯戒”。可见，在慈禧宠信的安德海被诛之后，在同治帝周边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宦寺集团，其鸱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安德海所为。

数幸外园

正是同治帝对左右宦寺的翼护，使得内廷之中与皇帝最近的内务府大臣与宦寺更为鸱张，也正是在慈禧授意与宦寺怂恿下，同治帝于同治十二年（）九月发布诏谕，重修圆明园。

期间虽有御史沈准、游百川谏阻，均被申斥，游百川更被革职，重修圆明园所未曾料到的是，同治帝竟然多次以“看视工程”为名，游幸外园，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同治帝亲于圆明园安佑宫等处，查看工程。此次之后，外界风传同治帝将于该月下旬，再次临幸圆明园，并于次日亲诣黑龙潭拈香，而且，海淀一带有修御道的实情。醇亲王奕譞以及御前大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在该月十四日密奏阻谏，称安佑宫等处宿卫未备，提出窒碍之处。

奕譞奏称，圆明园内虽然有双鹤斋数处，堪供游赏，但在此地值宿的乾清门侍卫、总管首领太监等内廷人员，以及值宿的大臣侍卫、官弁兵丁等外廷人员都没有栖息之所，势必“群集露处，杂乱无章”，而且园内都是“焚劫之余”，荒凉已久，有臣下不敢形诸笔墨的地方，实有窒碍，奕譞所称的“不敢形诸笔墨”之处，可谓令人遐想。

圆明园铜板画册

故宫博物院

但奕譞等人并没能阻止载淳再赴安佑宫阅视工程，其在四月初九日，再幸安佑宫，并于双鹤斋进晚膳。查《京报》而知，同治帝还于五月十一日、六月初三日两次再度亲临安佑宫等处，并在双鹤斋用晚膳，至晚方归，因为圆明园已出京师城门，实为外园，明旨游幸令廷臣忧虑。

在此期间，帝师李鸿藻于五月二十日，上疏力谏同治帝，劝幼帝“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而且李鸿藻还提及，近来同治帝读书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而载淳在亲政第一年（）之时，勤于召对，近来各部院值班臣僚，均未蒙召见，人心懈怠。

帝师徐桐、广寿在六月初四日，奏称星象示警，皇上一出一入，不可不慎，皇上屡次亲临圆明园阅视工程，但御园远在城外，皇上游幸之地，未必禁卫都能所及，如有非常，何以防御？请同治帝日后，停止亲临圆明园看视工程之举。

而且，李鸿藻所提及的同治帝书房“工夫间断”是载淳在进入同治十三年（）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即同治帝经常无故缺席书房功课，不召见值班王大臣，也不召见军机，完全脱离帝师与群臣的视线，可知，缺席书房实与侈游相表里。

李鸿藻在五月所言的“近来”当是从当年三月份左右。而六月末丁忧期满，从常熟回京的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所记录的此后几个月书房功课看，同治帝缺课情况可谓惊人。

查翁氏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份共30天，同治帝缺课18天，其中十一至十五日，连续5天无书房；八月份翁氏共记29天，同治帝缺课24天，同治十三年的八月份，同治帝旷课可谓夸张之极，在此之间，帝师徐桐所提的“禁卫未必都能所及”，令人远思。

拈香祈雨

与看视圆明园安佑宫、功课间断相同时的是，同治帝“拈香”频率在不断增高。醇亲王奕譞等人在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的密奏中，还提及了外界风传同治帝赴黑龙潭拈香祈雨一事。

奕譞提醒同治帝，清代列位帝王至黑龙潭祈雨，都是天时亢旱，为民请命，虽然皇上效法列为先圣，实为苍生之福，但现在是三月份，常雩大祀还未举行，并不是祈雨之期。如果同治帝舍弃向来祈雨的大高殿等处，而远赴黑龙潭，实在是“似近游观之迹，驾出无名，不足以垂信天下”。

京师黑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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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譞此密奏似乎提醒了同治帝不能过于夸张，此后明谕之中并无赴黑龙潭之旨意，但同治帝对“拈香”的偏爱却并未减弱，可谓冬季祈雪、仲夏祈雨。查《京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份，同治帝共拈香6次，远高于正常月份的2-3次。

其中，较为注目的是，十一月十二日，顺天府奏得雪，而《京报》中仍可查，同治帝在次日安排拈香。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次年的三月份，该月二十七日，顺天府奏京师得雨三寸，四月初三、初四连续两日有“拈香”之举。

而且同治十三年（）的“拈香”频率极高，查《京报》，同治帝在七月份“拈香”5次，八月份“拈香”6次，其中八月十七、十八是连续两日行香。而宫制凡事都有定制，超出寻常必违常例，虽然拈香可以逃避帝师功课，但此当是不仅仅为逃避功课之目的。

宫禁松弛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帝师徐桐以及广寿在奏阻同治帝看视圆明园工程之时，提及禁城重地，宿卫本应倍加森严，但近来各门稽查“甚为疏懈”，应请旨“严申门禁”，无论早晚出入之人，都听“值班官兵实力查察”，以防止杂人混迹其中，以思预备。徐桐此奏，可知“值班官兵”并为稽查所有人员，而且有闲杂人等混入禁宫。

七月十六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等联名所奏中，在劝载淳“遵祖制”中也提及，宫禁历来尤为严肃，从未有“闲杂人等任意出入”，此都是祖宗旧制，愿皇上恪遵家法，此两份留中密折指向明确至极。

而在九月二十一日，更是发生了受惊马车由神武门驰至景运门之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景运门奏参神武门值班官兵未能拦阻车辆惊入，召见军机后，同治帝命奕庆奏请将值班不慎之官兵分别惩处。

禁门重地，例禁基严，九月二十一日，突然有惊逸马车由神武门驰至景运门前，值班官兵未能拦阻，所有当日值班的镶黄旗护军参领多伦泰交部议处，其值班蓝翎长护军等分别惩处，此旨看似盐厘，其实是明奏之下，不能留中，只得如此批饬。

而认真整饬宫禁，其实已经是同治帝驾崩之后的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诏谕中，在提及此后纷华玩好之娱，一概不准呈进之后，提及禁廷重地，理应严肃整齐，但内外各门实际上均是日久生懈，视为具文。要求以后各直班王大臣，务必认真整顿，如有闲杂人员溷迹往来，严行查办。宫禁出入向来以腰牌为凭，如若查有召募雇替等弊政，即行从重治罪，不得如从前疏懈。

由此，可知在同治帝驾崩前数月，紫禁城城门守卫极其松懈，此事与翁同龢日记中多次提及的同治帝侈游晚归，正相印证。也难怪后世《十朝诗乘》中曾记穆宗好乘马，宫车晚出，有御马名为“乌之珠”，悲鸣于景山林树间的野史。

天颜得见

而大臣纷纷进谏同治帝戒除“侈游”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即同治帝在亲政之后，京畿周围的百姓得以仰见“天颜”。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举行亲政大典后，同治帝于三月初五日启銮往谒东陵，谕令民人无须回避，允许“瞻仰天威”。

同治帝由东陵返跸时，路傍观瞻者甚众，《申报》据言，三月十二日，夹道之人填街塞巷，累足骈肩，几乎无容身之地，虽然有路人叩阍惊驾，但路人观瞻却是得见，称“龙颜日角，令人生畏”。载淳入都之时，也有谕令，民人毋庸回避，《教会新报》录言，京师百姓“有幸一睹天颜，而且外国人也在路旁的屋里远睹圣驾。

而驻京的外国人士也逐渐知晓帝容，特别是在五月允许各国使臣觐见之后，当时外籍人士主办的《教会新报》中提及，新刻的英、美、法、俄、荷五国公使公使觐见同治帝的图式告成，在烟台、香港、广东、厦门、福建、宁波、苏州、江宁、镇江各地均可向《教会新报》售卖处购买。

同治帝接见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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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群臣所担心之处，御史游百川在谏阻圆明园工程之时，就提及京师西山等地，外国人时常游骋其间，皇帝亲临，难免使得西人生出瞻慕之心，其实是在为同治帝出行之时的宿卫着想。

而同治十三年，星变之后，两江总督李宗羲在《星变陈言疏》中向同治帝提及亲贤远佞、惋惜文祥引疾之后，转笔言，当下各国使臣聚于京师，皇上一举一动，都为外洋所窥测，言下之意，无论是明旨游幸还是微服冶游都不合适。李宗羲自称，尤伏愿皇上严敬畏，以承天意；勤政事，以恤时艰；纳谏表忠，黜奢崇俭，则天心感格，此中实为明劝之意。

天象示警

同治十二年（）御史沈准、游百川劝谏圆明园工程停止受谴之后，朝议一时缄默，直至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南北的上海、京师、天津等地迭出彗星，可谓星象不利。

彗星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凶兆，此称为天象示警，此前出现彗星还是咸丰十年（），与当年咸丰北狩相印证，咸丰十一年再次出现于京师，与捻军北驱，威逼京师相佐证，其中，咸丰十年的彗星更与咸丰帝崩逝相联系。

而更巧合的是，自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后，三年间，清廷重勋阁臣相继去世，此天象与此也有前后相承之联。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遽逝后，文华殿大学士瑞常在三月十七日去世，而在前一年，文华殿大学士官文在正月十二去世，文渊阁大学士改任文华殿的倭仁在四月也去世，两年之内有四位大学士相继迭堕，李鸿章在吊唁曾国藩，致曾纪泽函中言，老成凋谢，恰逢冲圣甫议吉礼，逢有此大不祥之事，气数难言，念念危悚。

虽然五月份彗星出现时，时人大多将此与日本出兵台湾，东南将有兵事相牵连，但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在台湾办理交涉的钦差沈葆桢在函致李鸿章时提及，彗星宵见，不知其兆何属？日本不足以当之，恐惧修省，有大焉者矣，意在此次彗星可能有比日本构衅台湾更大的凶事相印证，真可谓一语成谶。

梅毒疑窦

查《京报》，同治帝在同治十三年（）十月似乎敛迹，但十一月初一传出“喜出天花”。其实翁同龢在十月三十日，访晤李鸿藻时，即已知“连日圣体违和”，大致是十月二十一日在西苑“受凉”，三十日“发疹”，可知同治帝在十月份的“敛迹”是有缘故的。

十一月初三日，医院药方，有“渐见广润”之语，不胜喜悦；至初七日，外界传言圣躬渐佳，中外颂祷；初八日，诸臣请见，得以上前瞻仰圣体；但至二十八日，韩同九称“颇有危切语”，十二月初五日传谕驾崩，令人惊愕。

同治帝驾崩之后，后人据翁同龢日记所录病况，揣测纷纷。仅摘录翁同龢日记，十一月二十日，同治帝腰间肿痛流脓；二十一日，听闻同治帝“腰间有二小块溃痛特甚”；二十二日，翁氏记，听内务府“诸君”，圣上“腰间两小穴，一流水，一流干”；二十三日，太医李德立与庄守和在内务府言，腰间流脓亦流腥水；二十八日，腰间溃处如碗……

以上似为花柳病症，故而外间颇有“梅毒”传言，但在翁同龢初八与初九的觐见中，都见有载淳臂上颗粒，当是天花与梅毒同时并侵所至，结合同治帝在十月份的出行记录，其在十月花柳可能逐渐发作，但早期并未宣召御医，以致病逝加重。

其实同治帝天花消息之后的宗室烟馆下处案，也可为今日窥探宗室寻春提供一些线络。此案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京报》所录，署理管理街道监察御史英震奏称，宗室开设烟馆并纠聚多人肆闹，请交该衙门审办一折。

具体案情是镶白旗宗室祥能（又名祥龄）居住北城地面大外廊烟馆，经御史刘国光查问，祥龄肆行咆哮，刘国光御史等人访闻，知该烟馆为祥能所开设，烟馆中聚有假冒宗室的岳三（名为岳湘）、韩瑞儿等数十人结伙讹诈，凤愧在祥能滋事后，仍在烟馆居住，显属教诱宗室祥龄为匪之徒，请求严办。另片奏宗室住居外城，匪徒畏官役查拿，多串结宗室以为护符，请予禁止。

此案在《穆宗实录》中所记只有此段，表面而观，此只是宗室开设烟馆一案，并无异常之处，但查该月末《京报》，此案在十一月三十日有更为详尽的结案奏疏，而英震在此次奏疏之外，所提及的“下处”可谓大有不同。

特别是英震在此折之外的附片中提及，英震等人是风闻前三门外的南城地面有匪徒设立“下处”，勾引宗室、召集无赖，搅扰地方情事。而“下处”其实即是下等妓院的意思。

此有“下处”的十一月三十日详奏及附片，并未录入《穆宗实录》，不知是为何人讳言，但由此也可知，御史其实是早已知晓宗室在南城地面开设“下处”，并“勾连”宗室寻春，对于廷臣而言，此也不是秘密，由此也可见，同治帝亲政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宗室寻春之便。

四类废员

同治帝驾崩之后，左右连续多员连遭罢黜，上阶有内务府大臣贵宝、弘德殿行走王庆祺，下有左右宦寺，再有诊病太医，大致可分四类。

医院，载淳在十二月初五崩逝后，初六日上谕即将李德立、庄守和，撤销候补京堂，并摘去翎顶。其实，两人在诊治期间，刚刚在十一月擢拔，即十一月十二日，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加恩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右院判庄守和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浙江道监察御史余上华奏陈，皇帝龙驭上宾，凡属臣民同深其悲，认为此责罚过轻，请将医员立予屏斥。余上华举“许世子不尝药，春秋犹正其罪”之例，“用药无效，仍复固执不回”，以春秋之法相较，比不尝药的许世子，“厥罪更甚”，此前撤销京堂、摘去顶翎，“不足以蔽辜”，请旨严治其罪，以告天下臣民。但上谕并没有立予屏斥，只是将两人“即行革职，待罪当差”。

第二类，是翰林院侍讲王庆祺，也是被后世历数最多的人物。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御史陈彜奏陈，儒臣品谊有亏，据实参劾一折。称翰林院侍讲王庆祺，于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中，王庆祺在赴赣州见丧后，并不迅速扶柩回籍，而是不远千里前往广东，该省大吏助以川资才折回江西，实属忘亲嗜利；而且，上年在河南副主考期间，风闻出闱后微服冶游，“似此素行有亏，亟应从严惩办”。上谕以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第三类，是宦寺，两宫懿旨中称“近来太监不安本分，甚或遇事招摇，与内务府官员。因缘为奸，种种营私舞弊，实堪痛恨”。将总管太监张得喜、孟忠吉，顶戴太监周增寿即行斥革，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顶戴太监梁吉庆、王得喜一并斥革。与太监任延寿、薛进寿，由敬事房从重板责，交总管内务府大臣发往吴甸铡草，以示惩儆。

第四类，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的《实录》，两宫懿旨中提及宦寺与内务府官员“因缘为奸”。主要是指内务府大臣贵宝，贵宝在七月二十八日，因李光昭案革职；十月，因慈禧四旬万寿，废员起复，特旨贵宝官复原职，同办三海工程，另外文锡赐头品顶戴，同办工程，此应是同治帝授意；同治帝驾崩后，同月二十六日，贵宝、文锡两人再行革职。

废员得论

其实，我们可以从废员处分中，大致可以查悉同治帝崩逝的蹊跷程度。首先是同治帝左右的宦寺，罚处最重的的自然是总管太监张得喜、孟忠吉，以及顶戴太监周增寿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此处分在咸丰帝崩逝之后曾出现过。

时为咸丰十一年（）十月，辛酉之变以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被剪除，与肃顺有关联的总管太监杜双奎从重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另一位为肃顺“探听风气”的总管太监王喜庆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兵为奴。

光绪二十二年（）《京报》中，黑龙江将军恩泽所奏，发往黑龙江为奴的三人中，只剩下周增寿仍然在世，但也是“永远圈禁”。可知慈禧对张得喜、孟忠吉等内监的可憎程度与参与辛酉夺位的杜双奎等人相等同，即张得喜、孟忠吉不仅仅是伺候失职一款，而是与谋逆之罪等同，可知载淳驾崩另有隐情。

备受争议的自然是翰林院侍讲王庆祺，王庆祺为王祖培之子，咸丰十年（）进士，同治十三年（）正月，时为检讨的王庆祺与翰林院编修张英麟一起于弘德殿行走；六月，授王庆祺右春坊右中允；八月，补授王庆祺翰林院侍讲。

京师东四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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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内，连跳六级可谓引人侧目，因为在同治五年（），王庆祺即是检讨，期间在同治九年（），京察之时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可见王庆祺在近八年时间内，官阶未有擢拔。

《清史稿》在为张英麟立传之时，称张英麟入直弘德殿后不久，即乞假归省，不久同治帝驾崩，王庆祺以“有罪褫职”，而外界“皆称其志节”，此后句值得玩味。张英麟是同治四年进士，相较于王庆祺可谓科场晚辈，立场向左而乞假归省实为合理。

其实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解释得更为合理，张英麟入直后，“不善庆棋所为”，乞养归省，此后王庆祺“膺眷日隆、华秩崇衔”，“舆论薄之”，此中“不善”很有意臆余地。

因为查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在六月底回京，此后日记中在七月廿一日录有王庆祺一段，即摘出宋真宗一段，由王庆祺主此事；翁同龢在七月廿二日，请“圣躬宜善节宣”，意在规劝。

八月初十日，中官传旨，独召王庆祺入觐，而翁同龢只是以“王某”称王庆祺，似有厌蔑之意，也可知帝师之中，“不善”王庆祺所为的不仅仅是张英麟，帝师李鸿藻、翁同龢一派均是如此。

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中提及“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算严旨，但更大的旨意是十年之后，光绪十年（）十月，慈禧太后五旬万寿，逢此节庆，一般废员得以重新起复，上文所提的贵宝即是在慈禧四旬万寿起复原职。

但值此万寿之际，对于王庆祺有一道明旨，照录如下：

“本日降旨加恩祝嘏之废员，除王庆祺毋庸赏给职衔外，余着该部遵照办理”。

可知，慈禧太后对王庆祺的厌恶程度，宦寺形同谋逆、王庆祺的“祝嘏”废恩，以及宫禁废弛等种种异常，足以可证同治帝载淳崩逝有非常之原因，而中旨难以明言，也是在所难免。

后世为王庆祺辩驳最力的当时刘体智在《异辞录》中所言，王庆祺与从内监交结之后，常以恭楷写“西皮”、“二簧”剧本，朝夕进御。刘体智称，至于春方、春册，事本无考，而且言当时人喜欢以暧昧之事诬人名节，此后的张樵野侍郎、康有为得罪，当时也有类似说法，未足为凭。

但刘体智为王庆祺辩驳之处值得思考，因为刘体智的《异辞录》史料价值极高，但最大之原因可能是王祖培、王庆祺父子本为顺天人，世家宦途，直隶官场为其隐晦当有可能。

始于何时

王庆祺此前以“宋真宗得天书”为题，其实有悖康熙五十六年（）的圣训，该年圣祖爷在对大学士、九卿、各省督抚宣谕中，痛斥地方官员蒙蔽主上，康熙帝自言，曾六巡江南，各地都有驻跸，地方督抚隐瞒讳深。

上谕中还提及前世所书，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都是“书生伪造”，不可信以为真。虽然宋太祖、明太祖都有易服微行之事，但康熙帝自明，举国上下均识帝容，故而此举不仅无益，而且“有妨大体”。

而从“宋真宗得天书”一事上，更可看出《申报》在同治十二年（）的此篇报道有非常可靠的信息源。翁同龢记录宋真宗一事是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并提及二十三日以该题作论。

康熙南巡山东段

《康熙南巡图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而《申报》在同治十三年九月初日的社论《辨南巡事》中提及，据久居京师的“西人”传言，京师之中街头巷尾都在谣传同治帝意欲举行南巡盛典。宋真宗得天书一事，即是宋真宗意欲泰山封禅，转而托梦称得一天书，丞相为之操办。

而有清一代，历代帝王并无封禅盛典，故而同治帝命“宋真宗得天书”一事，即意在南巡。《申报》不能明言消息来源，拖言是“西人”，这在《皇帝不可微行论》连续五篇的社论中也是如此。

皇帝不可微行论（上）

《申报》，年12月18日，第1版。

《申报》主笔在前两篇中立意坚定，直至第三篇社论才加入是与“西人”辩论，可能是意识到直言当时君上微行实为不妥，而托言是与“西人”辩论，并历数中外情形不同，侃侃而抒，实则指向极其明确，知者自知。

由此也可见，同治帝微服冶游一事，在其驾崩前一年已为内廷外传，而不仅仅是后世野史取娱之载。王庆祺于弘德殿行走之后，载淳似乎更加如鱼得水，脱离廷臣视线遽然增加，此也可知王庆祺罪不可赦之由。

文献征引：

1、《申报》

2、《清史稿》

3、《教会新报》

4、《万国公报》

5、《十朝诗乘》

6、《清圣祖实录》

7、《清穆宗实录》

8、《清德宗实录》

9、《李鸿章全集》

10、《翁同龢日记》

11、《李鸿藻年谱》

12、《薛福成日记》

13、《中国野史集成》

14、《沈葆桢信札考注》

15、《海上墨林、广方言馆全案、粉墨丛谈》

16、《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