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最好医院是哪家 http://pf.39.net/bdfyy/xwdt/

年3月31日下午3时左右，天水籍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雷达

　　原名雷达学，年生，甘肃天水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文学院名誉院长、西北师大传媒学院名誉院长等。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以及“北京文学”，“钟山”，“昆仑”等重要文学奖项。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文汇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有影响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蜕变与新潮》《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当前文学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等论文集15部；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出版《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皋兰夜语》等散文集多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等多种大型图书。

（雷达为天水在线题词）

雷达是一位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也是一个敢于直面创作症候、善于辨析审美变化的观察者。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研究者，雷达最早发现并评述了“新写实”，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名，提出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此前，雷达的评论集《雷达观潮》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以理性的激情和灵动的感悟解读当代文学、解读当代思潮，堪称“一份当代中国文学四十年的精神档案”。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为该书作序并评价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李敬泽认为：“雷达属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披坚执锐、为新时期文学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家，但他又是那一批评论家中最年轻的，所以，他同时又属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推动文学发展的那批批评家。除了雷达，我们很难找到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三十多年来，雷达始终是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始终引领新时期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发展，始终处于中国文学漩涡之中心的位置。”

雷达还乡记

雷达，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王家庄人，生于年。父亲雷子烈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创办了天水最早的农业学校——新阳农校。在北京大学上学时，雷子烈就是学生领袖，是当年组织北京大学学生到南京请愿的核心人物之一。母亲张瑞英是一名音乐老师，擅长刺绣，是甘肃最早的女法官。由于雷达父亲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毕业后在当时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过，很早就和邓宝珊、于右任有着密切的交往。雷子烈和张瑞英结婚时，邓宝珊是他们的证婚人。

1岁时雷达随父母前往兰州定居，但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新阳镇老家。年，雷达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雷达就写过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这组札记可以说是他初涉文学评论的最早尝试。年，雷达在《文艺报》工作期间采访了作家王蒙，第一次使用雷达的笔名发表了《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文章一刊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极大 　　(年3月26日)我在博客贴出《李白故里在甘肃秦安》一文后，中国经济网，新华网，天津日报等数十家网站和报刊相继转载。李白纪念馆馆长郭兴隆认为“甘肃秦安是李白祖籍，而非故里，雷达一说太过片面。”四川江油宣传部长蒲永见也持此观点批评我“偏颇”。其实，我说的正是故里与“祖籍”、故里与“长时间生活过的地方”，故里与“出生地”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我的中心观点是，现代人在寻求李白故里，李白本人生前也在寻求他的故里，当这二种寻求不一致时，我们该相信谁呢，是否应该更多尊重李白个人的意见？于是得出江油只能是李白第二故里的结论。

　　甘肃天水当地(秦安属于天水)的反应之强烈，特别是民间自发举行了万人签名“正名活动”，是我始料不及的；远在北京的我，甚感惊奇。当我看到欢欣的少男少女和市民们纷纷签名时，我觉得他们像是在参加一次狂欢，或一次踏青和春游，气氛是喜悦的。这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李白，对家乡，对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瑰宝的热爱，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否还表现了他们急于改变甘肃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渴望，实在令人感动。

　　我根本无意于掺乎自去年以来至今的李白故里之争，我的文章的观点是早就形成了的，只是最近抽空把它写出而已，既无什么人授意，也不想凑什么热闹，然而，没有想到，引发了如此之强的反应。迫不得已，在此作一个回应。

天水籍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研讨会

在兰州召开

（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程金城教授主持研讨会）

　　年6月1日，天水籍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研讨会在当代文学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雷达先生的母校兰州大学召开，此次盛会吸引了当代文学界的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他们齐聚一堂共话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问题。著名作家贾平凹说：“雷达不仅是甘肃的，也是我们陕西的，更是我们西北的。”

（雷达先生发言）

　　雷达原名雷达学,年出生于麦积区新阳镇王家庄,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文联、新华社、文艺报、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等职并出任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雷达文采激扬、思想犀利、独有见地的文学评论不仅时刻把握并拨正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节点和阶段,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张炜、刘震云、苏童、铁凝、池莉、迟子建、王安忆等作家成长过程中起到过拨点航向、擂鼓助威的重要作用,他出版的《蜕变与新潮》、《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及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不仅是当代小说界经典读本,而且成为国内外研究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发展史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同时,雷达也是当代文坛具有高迈思想意识和深邃人文精神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集《缩略时代》和《雷达散文》因风格独特、自成一格而被称为“追问人心”的散文。

（著名作家贾平凹发言）

　　研讨会上,著名作家贾平凹、刘震云以自己文学创作成长过程的经历论证雷达文学评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同甘共苦的经历,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白烨、阎晶明、李星、李国平等则从雷达文学评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雷达的评论风格、雷达评论与文学评论的思想与精神背景、雷达评论与中国化文学批评诗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对雷达亲历并见证三十多年中国文学的曲折经历及举荐文学新人、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潮流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雷达的文学评论已经进入当代文学史史学范畴。研讨会期间,适逢雷达70岁生日,与会作家、评论家祝雷达生日快乐,永葆文学青春。

（著名作家、编剧刘震云发言）

　　这次研讨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省文联、兰大文学院、西北师大传媒学院、省文学院、东莞市文学院联合主办。著名作家贾平凹、刘震云,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阎晶明、白烨、李星、李国平,省政协副主席张津梁及来自兰州、天水高校、文学界的作家、学者,兰大师生多人参加研讨会。

　　雷达在发言中对主办单位及与会作家、评论家对他的关心与厚爱表示感谢。他同时对专程从天水赶来参加研讨会的麦积区新阳镇镇长及家乡人民表示谢意。

（《文艺报》主编、评论家阎晶明发言）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做客

天水师院畅谈文学自信

　　年6月22日下午，参加完伏羲公祭大典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做客天水师院，发表了一场题为《文学面对新关系何以自信》的精彩演讲，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捧场。

　　讲座上，雷达先生诙谐幽默地概述了中国文学目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文学与阅读、文学与影视、文学与新闻、文学与传统以及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新关系，指出在遭遇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挑战后，文学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不能从这些新关系中寻找到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和新的生长点，那么关于文学如何自信与自觉，文学如何不可或缺的言说，都有可能凌虚蹈空。但他表示无论文学的新关系如何千变万变，其落脚点仍在于，文学的审美特性是不会被某些外在的喧嚣裹挟而去的。随着时代对创新的呼唤，文学也需要自我觉醒，需要寻觅更新颖的表达方式，以至在这个被网络架构，被信息塞满的时代，找回中国文学的自信力。因此他表示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比较乐观，文学不会灭亡。

　　在与学生的互动中，雷达说，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得看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这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现在是全媒体时代，网络无处不在，太多人沉溺于网络，却很少再花时间看书。因此，雷达先生最后寄语学子们：多花些时间看书，多为心灵保留份诗意的栖居地。

　　讲座结束后，雷达先生接受了天水日报社的文学顾问的聘书，正式成为天水日报社文学顾问。

天水大型原创历史秦剧

《大秦文公》进京演出

雷达盛赞该剧填补先秦历史空白

“这部戏共有三个好”北京观众李彬在观看演出时，总结了他的观看感受。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天水在线摄

　　西部商报讯(记者马霞)“扬我秦人勇，铸我秦人魂，壮我秦人胆，培我秦法根……”年3月7日、8日，全国“两会”期间，由天水市西秦腔研究院创排的原创历史秦腔《大秦文公》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进行两场演出。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边肖，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秦腔四小名旦袁丫丫等领衔主演的《大秦文公》剧情跌宕起伏、场面宏大壮观、舞美设计精致，展现了赳赳秦人富国强兵的悲壮历程，秦国先祖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酣畅的表演令北京观众赞叹不已，掌声热烈，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评论家雷达更是盛赞“该剧找准了秦人的源头和发端。秦早期的历史无论在小说和戏剧中都少有触及，《大秦文公》可以说填补了空白。”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天水在线摄

　　梅花北京亮嗓舞台再现“芈月”前期先秦历史

　　演出当晚，距离演出开始还有近半小时，慕名前来的北京观众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长安大戏院。晚上7时30分，大幕拉开，周平王大宴群臣，护驾功高的西陲大夫赢氏父子却遭遇怠慢……舞台被分割成上中下三层，前秦的服装，皮影似的出场风格，冲突的故事开场吸引了现场观众。

　　秦国早期，内忧外患，护驾功高的西垂大夫赢氏父子在周平王大宴群臣时，遭受冷遇，次子赢硕吼起秦声，以鸣不平，周平王省悟，封其父为秦侯。正当秦侯返回西垂(今甘肃天水陇南一带)，故地被西戎占据，并掳去老祖母，赢硕扮作晋商深入西戎，智斗义渠单于，化干戈为祥和……被誉为“芈月”前传的《大秦文公》在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边肖，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秦腔四小名旦袁丫丫等精湛的表演下，优美的唱腔不仅带着观众进入了秦腔的深深韵味中，更是将秦侯赢硕励精图治，严秦法、安百姓、和西戎、率秦人东进关中的故事演绎得入木三分，带给了观众强大的视觉冲击。在一个小时50分钟的时间里，主演们带着现场的观众，重拾先秦历史，再现秦人富国强兵的悲壮历程。

　　据了解，作为天水市年确定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重点文化工程，《大秦文公》特邀请国家著名编剧曹锐、导演韩剑英加盟，以秦国先祖帮助周平王东迁洛邑为背景，以秦襄公、秦文公励志向东发展为奋斗目标，以秦国早期发展中的内忧外患为线索，以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爱恨情仇为题材，创排了原创历史秦腔《大秦文公》，该剧先后在兰州、银川等地巡演和汇报演出40余场，先后斩获第七届中国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并被甘肃省列为年全省重点文艺创作生产资助项目，冲刺“五个一工程”奖备选剧目，今年1月还斩获甘肃省推进戏剧大省建设优秀剧目展演最高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优秀表演奖等七项大奖。此次进京演出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厅等共同主办，为了扩大甘肃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天水市西秦腔研究院更是对剧情的故事剧情脉络、细节化的发展、时长等方面进行了修改打磨。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天水在线摄

　　雷达盛赞不断剧目填补先秦历史空白

　　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评论家雷达在看过演出后，表示“这部戏很有气势，这个题材非常难得，整台剧目戏剧结构紧凑，气势如虹、血肉饱满，演员的表演张弛有度，令人惊喜!先秦的历史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秦文公》从整体上还有打磨提升的空间。陕西在秦文化的挖掘上起步很早，而且已经做得很好，建议《大秦文公》主创人员对先秦文化的优势再进行深入挖掘，可以融入一些秦早期的风俗、情调和艺术特征，所囊括的内容一定要有别于秦后期，要突出甘肃的地域特色。先秦古风舞蹈可以从先秦的壁画中汲取营养，通过古风舞蹈等的融入，让上古时期的韵味更足一些，这样整台剧目会更加成熟，同时也有别于其他展现秦文化的艺术作品。还有一点，这是一台政治大戏，全部剧情围绕着‘夺权’展开，绷得过紧，还可以加入一些人情的戏码。

　　“这部戏共有三个好”北京观众李彬在观看演出时，总结了他的观看感受。“主题好，秦人一统天下，剧中用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统一天下，就应该民族团结，宣导了爱国统一主题;演员唱得好，梅花奖的得主的好嗓子果然名不虚传;故事排演得好，整体历史感厚重，弘扬正气，故事精炼，建议再增加一些秦文化的布景，增加舞美效果。”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

《大秦文公》演出剧照

天水师院举行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点学科首席专家聘任仪式

年11月7日上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首席专家聘任仪式暨学科建设座谈会在行政楼会议室举行。党委书记马建东、副校长安涛出席会议，科研管理处、人事处和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有关负责人、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团队成员以及文艺学专业部分教师参加会议。中国作协原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研究员被聘为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首席专家。聘任仪式由科研管理处处长王文东主持。

在聘任仪式上，王文东首先对雷达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成就作了简要介绍。安涛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并为雷达先生颁发了首席专家聘任书。雷达先生对学校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表达了愿为故乡高校的学科建设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愿望。马建东也表达了对雷达先生的欢迎，他认为雷达先生情寄乡梓，是甘肃天水的骄傲，也是天水的文化符号，将他聘为学校重点学科首席专家，对提升学校知名度、提升学校的科学研究水平、打造天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实质性内涵意义非凡。

　　参加座谈会的学校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艺学专业的部分教师与雷达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交流，并就“人民性”的多重话语进行了研讨，对莫言作品中的佛教思想、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冷思考等话题进行了多元而广泛的交流。雷达先生认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应当强化其科学性和学术性，并结缘中华传统美学，避免“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

　　座谈会之后，雷达在校图书馆观看了正在筹建的“雷达文学馆”现场，表示将对文学馆的建设尽其所能，征集、整理自己与当代文学的一手资料。在受聘首席专家的前一天，雷达还为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我的读书生活及若干心得》的报告，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

著名作家雷达做客陇右讲堂

主讲《当前文学的几个热点话题》

　　年11月7日，由省委宣传部、天水市委联合主办的陇右讲堂第六十三讲在市图书馆开讲。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雷达做客陇右讲堂,主讲了《当前文学的几个热点话题》。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雷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莫言、陈忠实、路遥等文学大家及其优秀作品,围绕阅读的变化与文学的关系、影视快餐化对文学的冲击以及文学的创新与功能等问题,解读了我国文学当前的境遇和面临的发展挑战,讲述了自己感受颇深的几个问题,传递了当代文学发展和文学评论的诸多信息,使大家重新认识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讲座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分析透彻,使大家深切感受到雷达的坦率、敏锐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析、批评和判断,真切感受到他的学养和精神。 　　

　　市直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工、全市文学爱好者、广大市民群众共计余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现场）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散文

《新阳镇》

（新阳镇全景）

（新阳镇裴家峡村）

（凤凰山）

（百年老校——新阳小学现为温集初中）

　　或许，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天水、兰州两地无法分割。我的母亲祖上是临夏人，实为兰州人，父亲却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岁大点被父母带回兰州；从那时起直到年，一直在兰州，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

　　在外人看来，天水和兰州不都在甘肃吗，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甘肃这块地方很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地貌错综，文化斑斓，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有人说像一只哑铃，有人说像一只马靴，有人说像一条飞龙，它广大到41万平方公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所以，天水与兰州两地，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无论就口音，习俗，历史，风气，艺术，性格倾向，精神气质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别。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我小时候它叫“沿河城”，却并不见城墙，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现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为何物了。南面壁立着凤凰山，似屏障，颇雄壮，也叫邽山，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我发现，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渭河。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向东流过甘肃东部，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流过经无数岁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全长近公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记得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细审之，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其发达绚烂程度，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

　　渭河从甘谷西端流进了新阳镇。它从胡家大湾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绕过四嘴山脚，拧了一道大弯，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呈肘弯型，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再往东去，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属三阳川境，是又一处名镇。我出生那年，“五四”运动健将，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发出过“智缘书契始，一画破鸿蒙”的赞叹。

　　与黄河的雄浑不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我小时，从冬到春的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详地散着步，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少年的我极爱它们，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都伸手可及了，它们却神态自若，并不惊飞。新阳川既分为西南与东北两片，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我们居住在北岸王家庄、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要买卖东西，或上天水县，就非得过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们就架起草桥，草桥柔软有弹性，独轮车滚过时，忽闪忽闪，发出轻轻的呻吟。一到盛夏，渭河会变脸，露出凶相，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景象很是恐怖。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拴上铁环，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一次可坐四五人，来回拉动，像土造缆车，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梁，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无边无际，血色深浓，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看电影《红高梁》野合的那片高梁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梁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来酸涩，不好消化，据说因为产量高，乡人一直在种它，吃它。只有过年时，高梁才有点可亲，用高梁酿的“稠酒”很好喝，装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下方凿个嘴儿，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我一觉好玩，二觉好喝，喝起来没够，几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若说醉，也只醉在这稠酒上。

　　我至今惊讶于家乡灌溉系统的巧妙和复杂。它不用人力、畜力、电力，只充分借用水力。先是沿渭河边开出多条大渠，引入河滩，渠水宽阔，湍急，利用高低落差，每隔一段就现出一座磨坊，河水激溅得大小木轮飞旋，带动磨坊里各种石磨呼隆隆地转。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听水声喧嚣，看浪花狰狞。四岁时，热衷观赏水磨的我，终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不但必死，还得血肉横飞，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成为乡间一佳话。对牲口我也好奇得很，曾钻到骡子身底下，遭一蹄擦过额头，血流满面，后仅留一疤。雷家巷道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我，必会津津乐道这些。

　　我更忘不了老家纺织的风尚。几乎每家都有一台土织布机。人坐在高凳上，踩踏机子，一高一低的，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发出咔嗒－呱嗒－夸嗒的声音，响遍了巷道的上空，一直响到深夜，甚至鸡叫天明。这是故乡特有的乐章。解放前布是缺货，洋布尤缺，农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新阳镇历来自产棉花，手工纺织业便兴盛，据说一副脚踏织布土机弄好了可养活五口之家。但要把带籽的棉花织成一匹匹布，得经过“取籽”，再将“生花”变成“熟花”，中间有八、九道工序，难极矣。我家墙头就挂着一张大弓，弹花用的。织布机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常想那深深的农家院里，织布的人是谁，什么模样？后来走亲戚才发现，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媳妇，见来客人了，她们会走下织机，腼腆地默立一侧，她们清澈、忧郁的眸子是我终生难忘的。那也许是渭河流域一种特有的古典的美吧。

　　在我看来，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这些平日的泥腿子、庄稼汉，扛长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耕读第”，“诗书传家”，“仁义孝悌”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彬彬有礼，表情肃穆，背着手儿，缓缓地鱼贯登上四嘴山的家庙，去敬香祈福。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有些人的发型很怪，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后半部却蓄满长发。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孑遺？康有为，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这种发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达达”，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妈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尤重视书法字画；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墨宝”。我毛笔字不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正因文风之盛，小小的新阳镇，出了不少人物，例如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著名起义将领王治岐，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资深国画家郭克，还有近年颇为活跃的著名宗教家，中国道教学会会长任法融————他是凤凰山席家寨子的，也可算新阳人吧。

　　登上四嘴山顶，新阳全境尽收眼底。渭水萦绕，山风呼啸，城墙逶迄，枯草颤抖，天兰铁路风尘仆仆地穿山越岭而来，不由人遥想历史。人们首先得拜黑爷。黑爷是雷氏宗族的偶像，史载黑爷名叫雷王保，生于西晋陇西郡，后为东晋有名的廉臣，其后裔多落脚于秦州。另一条史述似更切近现代，言六百多年前，年即明洪武12年，王家庄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植被茂盛，鸟兽成群，秦州守将雷时清的次子雷彬携眷属到此，为最早的拓荒者，他又招来外甥王世清共同垦荒，此地遂起名雷王庄。我查了书，洪武12年正是颁布“大明律”的年头，朱元璋残酷的高压政治达于顶点，雷彬的“避世”无疑是明智的。再后来，修起了四嘴山城堡，并建雷氏宗祠，供奉黑爷。清康熙初城堡扩建为庆寿寺。今天它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寺观了。

　　我摸着垛口坚硬如铁的老城砖问，这“方孔”何用，乡人说是防土匪的，能向下发射土枪炮，当年抵挡过“白狼”。谁是白狼抑或白朗，我真不知。老人们说的最多的，是年8月9日，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在长征中渡过渭水，驻扎于我王家庄、赵家庄的事迹。据92岁的王纯业先生给我的信中说，那天正逢集日，在办庙会，唱秦腔；因先前墙上多刷“红军可怕”“共产共妻”之类标语，大军忽至，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但大军秩序井然，群众并未惊逃，戏照唱不误。大军在河边磨工们的帮助下安然渡过河。首长给每个磨工赠送了中药两丸，说是治感冒和肠胃病有奇效。晚饭部队入各农家，凡取用百姓瓜菜，面粉，油盐者，必放置铜元，银元，红白糖，茶叶等物补偿，超过了市值。那天红军独未进国民党军军长王治岐的家。程子华与王治岐在黄埔军校同过宿舍，八十年代两人在黄埔校友会上见了面。王说，“当年何不进我家院子”，程说，“你家土坯房破破烂烂，战士不愿进啊”，二人遂拊掌大笑。

　　年冬，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后又撤出。我当时虽只六岁，记忆清楚。团部设在阎家场，连部就设在我家。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用木桶装，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那晚军民联欢，院子里吊着汽灯，军队演一活报剧，剧情高潮时，“革命者”要用枪“打死”“叛徒”。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砰的一声，对方真的被打死了。当时一片混乱。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装了棺材，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那个开枪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定性为故意杀人。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

　　对新阳镇而言，最欢腾的日子莫过于至年修筑天兰铁路了。因“新阳火车站”定位在王家庄，筑路大军便驻扎在王家庄、赵家庄周围，全是帐篷与板房。一时，天南海北口音的铁路员工涌进小镇，约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庄也骚动起来了，整个村庄像过节般兴奋。小贩们的数量激增，而打扮入时的姑娘们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嬉笑追逐，深夜不散。当时，开凿安林山隧道是一场大仗，硬仗，牺牲过多人，终于成功了。“试通车”的那一刻是终生难忘的，男女老幼全跟随着火车跑啊跑，一个个跑得喘不上气，有人跑掉了鞋，直追到火车钻进隧洞。那时，“铁路上的人”，是穿四个兜儿制服，别钢笔，戴手表，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令人艳羡。嫁给铁路工人，也成了农村姑娘改变命运的契机。依我看，天兰铁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业化的前奏曲，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情的胜利。甘谷女子，天水女子，成为铁路眷属者最多。

　　我的心就是这样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起伏着。像这样的趣事我还能想起不少。小时，在阎家场的戏台下，因我说的是兰州话，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齐声有节奏地喊“兰州娃”、“兰州娃”，视我为“怪物”，想接近又不敢，便互相推搡着想挤到我。可我很快学会了天水话，隔阂渐消。我的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我是必须要在寒署假回来的。那是当年我婆（奶奶）规定的。因为我哥是哑吧，残废人，我成了雷家惟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我一份自留地，直到我大学毕业北上，才注销了。何能如此，我至今不解。不过，比起许多趣事来，最难忘的还是人。单从自然条件来看，或以为新阳镇很富庶，其实，这是错觉，这里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仅靠传统农业维持着，低收入，高消费，以至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和贫穷作斗争。

　　我们的家，就出了一位顶门立户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大嫂谢巧娣。大嫂娘家是最贫困山区蚰蜒嘴的，为了糊口，她嫁来我家，做了聋哑人的妻子。因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雷嗜学是聋哑人，只会老实耕田。大嫂先是做童养媳，经历雷家老人先后谢世，逐渐成为家庭掌门人。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为人刚强，泼辣，能吃苦，敢踢敢咬，不畏强势，护得住家里的那点财产，使一切觊觎者惧怕。

　　大嫂对我却爱护备至，她大我二十来岁，对我的感情近乎母爱。大嫂一心想把我这惟一的小叔子彻底“天水化”。我少年时候，她就想着给我包办婚姻，每到寒署假，强拉我去“相亲”，我眼睛近视，根本没看清什么，敷衍而已。所以总是失败。嫂子似乎不明白，我是只能生活在兰州的，一切都属无用。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新阳镇，其时满目荒凉，炊烟断绝，时见浮肿者卧倒路边，饿死的人很多；大嫂也饿得面色发绿，脱形了，却不顾几个儿女的哭闹，给我烙了高粱面馍。我看见，为了一家人活命，大嫂在拼命织布，并在山下开荒。那时扒火车，跑陕西，或下武山，用土布去换点粮票或粮食是一条重要的活命之路，但危险，东西常被没收，遭毒打，被轰下火车。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是：半夜，大嫂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缠土布，缠到最大限度，人呈庞大圆锥体，头都不能转侧，下蹲更难，然后用衣衫裹好，挪着身子去扒火车。我无法想象，当时是数九寒天，她纵然躲过检查，该到那里，该怎样卸下身上的布？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一次在陕西，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女人”。嫂子哭着说，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陕人却不放；其人与嫂子在土坑上“相持”了很久，实为一场搏斗，陕人竟不敌。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不顾恶狗追咬，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嫂子说，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

　　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我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77年又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可吃苦头了。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她经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半夜也不让回家。后来才有所松动。我回去过一次。让我看不懂的却是，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升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我甚至觉得她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

　　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我无私的爱是我一生难忘的。是的，她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我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会慢慢“凉”下来。我也许还会自嘲：什么级别，什么头衔，什么专家，你不就是大西北来的一个傻小子吗？

　　年老家来信说，嫂子病重，是肺气肿；92年冬天，她走了。接到电报时已办完事了，我没能也无法回去。她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想不到我们之间就样阴阳两隔了。其时，她的孩子星散各地。她一走，雷家就完全衰落了。听说我家的老院变成了空院，蒿草长得比人还高，狐兔出没，正房塌了，门楼也快倒了。据说现在这样的空院在老家正复不少。我曾在梦中惊醒过，回想梦中的大嫂，她还是挽着老式发髻，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还是一张高颧骨的脸，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闪亮，抿着倔强的嘴角。

　　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回老家了。听说河滩地早不种高梁了，也不种小麦，而是清一色的改种杏子、苹果和葡萄，传统的农民早就转型为新式的果农了。其中“红跃杏”和“花牛苹果”是名牌，但仍然卖不上好价钱。我最喜欢的水磨坊早消失了，因为它赶不上电动磨面机先进，现代化的粮库也不需要它。至于老式的手动织布机，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它们的踪影了。渭河依然滔滔不息，却再也没有草桥，铁索土缆车，和老渡船了，钢筯水泥大桥把南北变为坦途。

　　新阳，新阳，我真的该回去了；可真的回去，我该住在哪里？

　　写于，2，6，（原载《作家》第四期，《新华文摘》第13期转载）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散文

韩金菊

1

还得从年的除夕夜说起。老师们的孩子都聚到大院子里看放炮。因为是座新组建的学校，老师们来自各方，老师的孩子们也暂不相熟；但孩子与孩子永远是无隔阂的，很快就黏到一起，甚至不问姓名就玩上了。

暗夜里，我突然发现一双明亮的眸子在闪耀，光芒划过了夜空，与我的眼光如电流一般不时地撞击。她，靠在窗台上观看；我，在空场子上奔跑着不断“掼炮”。“掼炮”是一种用纸包着的火药炮，只要狠狠地“掼”到地上，就能发一声脆响，溅起火花，并不需要多大胆子。在这双眸子的注视和鼓励下，我摔得更加起劲，跑得更加欢势，像个大英雄似的。她就是刚来到兰州的金菊。她和母亲跟随继父，来到了这所学校。这学校是一座古建筑群改成的，紧贴着小西湖和黄河。她家被安置在坡下河边的一个独院内。我家来得早，在坡上另一所小院。转年我就十四岁了，在上初中。

金菊姓韩，来自甘肃南部的岷县。那时的人一提起岷县觉得很遥远，似是一片神秘之地。那里有滚滚的洮河，高高的太子山，还有二郎山“花儿会”，盛产药材当归。那里当时还保留着一些奇风异俗。我见过来自岷县、被称为“神婆”的中年女人，她们专门看风水，看病，预测吉凶。她们穿着像马王堆出土的古老的黑袍子，挽着高髻，足登船形鞋，鞋尖儿翘起个弯弯钩，高鼻深目，表情凛然，结伴从兰州街上飒然而过，像忽然飘来的一团黑云。所过之处会突然静下来，人们目注她们走过，像看怪物。作为孩子的我，吓得不敢出声。

然而，来自岷县的金菊，却双目清澈而流慧，说起话来柔声细气；她身材苗条，皮肤不算白皙，是淡黄的小麦色，却好看，她的眉宇间含有一股英气。她常常挎着篮子，牵着小外甥女，经过我家门前去买菜。那年她十二岁。年的兰州七里河，像个大工地，宽阔的石子马路上，日夜穿梭着大卡车，街边大喇叭里放着歌，有一种节日气氛。那时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七里河往西，正建设着石油，化工，机械，电力等一连串国家级大型工厂。那时已有了敖包相会这支歌，有一天，我望着金菊婀娜的背影，听着广播里的这支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我还想起陕北民歌里唱的，干妹子好来实在是好，走起来好像水上飘，她的步态，意绪，与歌里的意境是那样贴合。虽然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但少年和少女之间会有一种潜隐的心灵萌动，我感应到了，她应该也感应到了。

她家是生柴火灶的，我家是生炭火灶的。她常在湖边捡干树枝，不时蹲下，用布裙子包起来，凑成一堆。我常爱在湖边转，就帮她捡，互相笑一笑，并不说话。湖上起了大风，是捡柴的好机会，她会出来，我也出来，像约好似的，我们在湖边忙活一阵子，她的刘海被风吹起来，现出光洁的额头，背景是正在起浪的黄河。可是，有一天我因事到她家，她一见我立刻转身躲了起来。这一躲，让我无法平静了。我下决心写了一封信，当面交给了她。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刮风天她也不出来了，我已绝望；没想到她把回信寄到我上学的西中。她字迹娟秀，说了些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话。这封信我一直装在棉裤口袋深处，晚上睡觉也不脱棉裤；这反常的举动，终被母亲和姐姐发现。她们趁我熟睡，偷看了信，并没有责怪我。可见她们也是喜欢她的。

有一天，在湖边，我吹笛子，吹的是二小放牛郎，她走过来说，你吹的真好听。这是她和我面对面说的第一句话。后来，她对我说起她的身世。她是个遗腹子，快出生时父亲忽然病逝。她说她的生父聪明好学，人才出众，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母亲讲一个故事。说到这里，她显得很自豪，无限神往的样子。她说为了生活母亲才改嫁的，继父待她也很好。

年夏天，我考上工农速中高中部，要到远郊去上学。母亲的工作也调到城市东头，我们要离开小西湖了。全部家当用两驾大马车就装下了。母亲催我快动身，我迟迟不动，母亲发火了。我找借口拖延着，希望最后能再见她一面，告诉她我要走了。可是那天怎么也等不到她。我只好飞奔到坡下她家院子前，一看，门上挂了一把大锁，她全家人外出了。我怏怏地离开了。未想到，这一别竟有四年多，互相不通音信。因为听说不久她也走了，没有人知道她们到了城市的什么地方。

后来才知，58年肃反，她继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逐出教育界，遣回原籍改造。当时的遣返，除了本人，一般也动员家属跟着下去。虽有些临时优惠政策，但那将意味着失去城市户口，丢掉每月保命的粮票，以及在兰州上学、就业的资格等等。户口，那就是命啊，失去了会一落千丈，失去了是多么可怕啊。于是她和母亲开始了与人事和户籍方面的捉迷藏，在这座城市里不停地迁居，总算熬到了政策松动，她们的户口保留了下来。

2

年冬，饥馑年月，人心惶惶，北风瑟瑟，满眼荒凉。兰州的偏僻街巷深处，垃圾堆旁，时有饿殍倒卧，多日无人收尸。市面柜台空空如也，只有极少饭馆营业，凭全国粮票可卖到一碗汤面，需排队，迅即卖完打烊。盘旋路的饭馆门前，一个姑娘，刚端上一碗面，迎头一双黑皴皴的大手，从碗里捧走了全部东西，女孩受惊，空碗掉在地上碎了；一个男子，好不容易买到面，他饿极了，刚要狼吞虎咽，一双污秽的黑爪子从背后袭击他，迅如闪电，污爪呈半合十状，能连汤带面完整地捧走。男子岂肯甘休，追上来拳打脚踢，可任你打得乱滚，乞丐仍不停地狂吞着掌中的面条，一阵拳脚雨后，离披污秽的长发缝中，露出一对小眼睛，闪着怯弱的凶光，阴气森森。路人已司空见惯，漠然地观看着。

年春天，我重新与金菊取得了联系，相约某个周日在邓家花园门口见面。她走过我眼前时，我认不出了，俨然是个大姑娘，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梳着短辫子，穿一身蓝布的斜襟罩衣，既像个村姑又散发着城里女学生的青春气息。她少了以往的腼腆，羞涩，变得开朗了。她告诉我，她在读高一，就在众所周知的一所名校，后年她将面临高考。她家新搬的地方在自由路某号，她说她妈很想见我。择日，我找去了，是在一座三进深的套院里，她家在尽里头。她妈像对待未来女婿一样欢迎我。

她妈说，缸里快没水了，你们去挑吧。其实是让我们单独多待一会。那时兰州部分街道还没通自来水，吃的是黄河水，挑来倒进水缸，用明矾使之沉淀后食用。那时“水客子”也没绝迹，即专门挑着黄河水，沿街叫卖的一种苦力。我不会用桶打水，差点把水桶滑到河里飘走，金菊夺过扁担钩儿，一甩，就钩住了。她用扁担钩儿打水是一绝。她微笑着说，你真是文绉绉的大学生。我抢着担水，她不争，跟在后面。我转身红着脸说，你笑什么，她不语。我挑得晃晃悠悠，差点歪倒；说实话，肚子饿，身上没劲啊。待挑满了水缸，她妈早切好了两牙青稞面饼摆在桌上，金菊递给我一牙，我们就着开水，默默地吃着。

我这才注意到，她家屋檐下，窗台上，台阶上，摆满了扎成小捆儿的像小树苗样的东西，在晾晒。我问这是什么，她说这是当归。我说这么多啊，哪来的？她说从岷县拉来的；就不再多说什么。她翻晒着药材，不时生嚼半根，看着我笑，说你不懂吧，补血。她倚着砖墙，交叉着腿，嚼够了，就轻轻吐掉。那样子至今我还记得。

这时，她家走进来一个甩着膀子，大摇大摆的人。没进门就先嚷，渴的很啊，赶紧泡茶！是一口岷县话。她母亲像迎接贵宾一样把他迎进了门。原来，这是岷县某单位的大卡车司机，专门跑岷、兰一线，是他们的老乡。他看上去比我略大点儿，红脸膛冒着光，微胖，横肉外鼓，一脸得意。自言老师傅病了，车由他一个人开。不管金菊还是她妈，都尽量陪着笑脸。

虽然给他介绍了我是兰大学生，他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傲气十足，只不断盯着金菊说话。那年月掌方向盘的人还了得。他眉飞色舞的炫耀，说他帮人弄到过多少羊肉和白面。她母亲用赞赏的表情附和他，无形中冷落了我。屋子里的气氛变得莫名的紧张，是我和他之间微妙的紧张。从他们的话里推知，她妈正在做一种转手的小卖买，即从岷县药农手里购进一些低价当归，转手销给兰州的私人或中药铺，从中赚点差价。于是，这个家伙的卡车能“顺便捎货”，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我当时想，这不成了投机倒把了吗。书呆子的执拗，不谙世事的清高，加上这家伙的狂妄，燃起我极大的反感。我隐约听出，暑假期间，金菊还要跟他跑一趟岷县，去“进一次货”，就坐在副驾驶座，因为路远，中途还得住店过夜。一想到这有可能发生些什么，一股说不出的无名火攻上心头。这怎么行？这方便吗？这像话吗？我坐不住了，仓皇告辞。金菊送我到门外大街上，我再也忍不住了，高喊着，发泄着，开汽车的有什么了不起，狂什么，狂什么呀！

那年月，大货司机，掌勺的大师傅，卖副食的，粮站过秤的，公安局的，开饭馆的，都是些最厉害的人。谁能捞到这样的岗位，那就肥了。面对着方向盘，盛饭勺子，粮站的秤，粮票、布票、豆腐票，无论男女老少，谁能不低头呢。艾青诗里曾有这样的句子：“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了仁慈，年幼的学会了憎恨”（《在北方》），真是千古绝唱！其实，失去的何止仁慈，爱心，还有人伦，道德，贞操。大一时我所在的兰州艺术学院，有个学舞蹈的天仙般的女孩，平时挽着高髻，穿着灯笼裤，扭着腰肢，扬着下巴走过人前时，何等傲慢；可她居然和掌大勺的炊事员发生了关系，并且决定嫁给他。这件事轰动了学院，许多男生想不通，直捶脑袋。没办法，肚子饿是硬道理。据说饥荒过后，这女孩后悔死了，想离却离不成。

在这饥饿的年代，社会上的沉渣也泛了起来，听说贩毒的，卖淫的，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转卖人口的，开地下黑工厂的，层出不穷。我的内心深处，对金菊母女甚至都产生了某种怀疑。当然，事后证明，是我想错了。我没有想一想，在这饿死人的年头，她们娘儿俩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要活下去，不这样贩点当归，赚点小钱，又能怎样呢。

暑假到了，金菊真要跟这家伙去岷县了，我得知了时间，再也坐不住了，用“目不交睫”来形容我的熬煎，一点也不过分。我吃不下，睡不着，常常走神。家人读不懂我，我也不想对他们说什么。可怜不到二十岁的我，经受着如此无法告人的折磨。此时，我独自作出决定，也到岷县去，跟住他们。长途汽车并不每天有，我只得坐火车先到陇西，然后坐汽车下到岷县，这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充满了冒险。我已无法安顿我那颗无比煎熬的心了。

到岷县时，天下大暴雨，一片昏暗，只记得过了一座木吊桥进入县城。雨如注，愁杀人，我只得就近住到一家茅草小店。所幸店中住了避雨的脚户哥儿，他们见我人地两生，邀我盘腿坐在土坑上，边啃干馍，边喝罐罐茶，边听他们唱了大半夜的“花儿”；听得我如醉如痴，暂时忘了痛苦。这情景我后来写进了我的散文处女作《洮河纪事》。

天亮，雨过天晴，我找到她舅舅的家，某某巷5号，我豁出去了，准备与金菊和那个司机面对面。她舅以前在兰州我们见过。他大惊，说这么远的你怎么来了。我谎称学校组织搞社会调查。他说，太不巧了，金菊坐汽车刚走，回兰州了，不然你跟上车可以省些路费。他哪里知道，我就是跟踪而来的。

且不说我在归途上如何辛苦。我追到兰州的当天黄昏，疲惫不堪，仍跑到她家。她也刚到达不久。她示意有话到外面说。我带着醋意说，怎么样，一路上好吧；跟着那家伙发大财了吧？她听着，忍着，一直不语。不得已，我挑明了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晚上怎么睡觉啊。她听着听着，猛地掀起花格衬衣，腰间赫然现出了一条用牛皮带和麻绳紧紧编织的奇怪的“裤带”。她说，刀子都割不开，只有我能解开。我惊极，呆立无语。她徐徐地说，这你放心了吧。说完，低泣，用袖子抹泪。我浑身颤抖，想上去拥抱她，被她一把搡开，差点栽倒。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惨淡而炎热的月光洒下来，照着她还没来得及洗去的风尘，蓬头垢面的，我也灰头土脸的，我们就这样对视着，默默无语。她当时并不知道，我跟了她一路。

3

年夏天，她高考。她是著名中学的高材生。考后，她约我到她学生宿舍帮她搬东西，算是告别母校。那天她特别兴奋，因为她考得好，话也多了。她还讲起，每晚上女生宿舍都会说“黄话”。我问啥叫“黄话”,她笑着说，就是女生们对男生一个个品头品足。忽然，在雨后泥泞的巷子里，她一滑，我去拉，两人都摔倒了，书撒了一地。她埋怨起我来，说是我把她拉倒的。过去她从来不这样。我吻干了她脸上的泪。我已发现，她的情绪是不稳定的。我们共同感到，有个巨大的阴影在头顶盘旋，它是什么，不明确，但肯定存在。所以才有了她的忽啼忽笑。

那个暑假，她母亲去给她姐带孩子了，白天家里就她一个。这给我们留出了空间。我们在靠窗的方桌上喝水聊天。每天她给我泡杯劣质花茶，我已学会了抽烟，也是劣质的。聊着聊着，我会站起来绕到对面她的身后，轻抚她的头发，耳朵，她立刻弹跳起来，把我推回到对面的椅子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最终，是两个年轻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有时我们吻得喘不过气来。但最后一道关，是万万不敢突破的，不管怎样难以克制，甚至两人头上都出汗了。那个年代，未婚先孕，“不正当”男女关系，一旦发现了是要出人命的，听说过卧轨的，喝滴滴畏的，私自处理大出血而亡的，极恐怖。何况我们尚处在懵懵懂懂阶段。我们每天继续着那样的功课，有个阴影一直跟着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她的远在乡下劳动改造的继父，但又觉得那远得很，根本不会影响什么。

却无任何消息。整个夏天极其沉闷。有一天我一进她家，见她呜咽着说，你怎么才来？我说，你昨天不是不让我再来了吗。她抱着头，疼痛地喊叫着说，我头疼得快炸了，活不成了，你赶紧给我买几片止痛片去。她从没这么失态过，平时是矜持的。止痛片？我都没注意是啥样子，嘴里念叨着“止痛片”，赶快冲到大街上。那年那月那天，要是有人注意的话，定会看到，一个小伙子穿行奔跑在南关什子，喘着气，四处找药店。等我捏着药片回来，一推门，见她泪流满面。她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说这边我不熟，半天找不着药店。她吃了两片药后说，你回去吧，我要一个人歇歇。

发放录取通知的时间到了，结果也出来了，任何学校都没有她的名字。后来有人传出考分，她排在靠前的位置，那绝对可以进一、二等高校的，但没有她，比她成绩差很多的都考上了。这对她的打击实在是致命的。这个心强的女子，今后该怎么活。我不敢去看她。几天后我们见面，我不停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抓紧复习，明年再考。她说，明年也考不上。一语未终，我俩眼圈都红了。

4

天无绝人之路。原以为她要长期在家闲呆下去，不料当年冬天，她就考取了西郊一所大工厂的学徒工，成为一名青工；原以为她会因出身问题吃过苦头，从此远离政治，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在另一条线路上迈进。她具体怎么优秀，我不了解，在我看来，她是柔弱的，内向的，淡泊的人。好几个周日我去她家，都没等到人，只能偶见一面。当时的她，每天提着李玉和式的那种月牙形铝饭盒，穿着深蓝粗布工作服，把辫子盘在头顶压进工帽里，走起路来一阵风，匆匆登上西去的通勤火车，快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后来干脆住在厂子里。只听说她特别能吃苦，任劳任怨，能承受高强度劳动，善良且乐于助人，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年到年间，她焕发出惊人的能量。柔弱的她，内蕴着不屈服命运的顽强。

那时“困难时期”尚未过去，“苏修”背信弃义，国家内忧外患，低迷，饥饿，混乱，于是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振奋。年3月5日，毛主席为雷锋题了词，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热潮。金菊作为“出身不好”却表现突出的“典型”得到了肯定。简直难以相信，短短几年间，她不但入了团，而且当上了大车间的团总支书记，文革前，成了车间领导成员。她正在进一步争取入党。过去我看不出她有多少政治细胞，现在却成了单位里的政治新星，可见时势和政治的力量多么大，在重新塑造着人。

现在回忆，那时事情多，见面少。我搞四清就搞了快一年，她更忙。只记得，有次她难得地约我在五泉山东龙口见面。我们一起吃了些零食，天近黄昏。她忽来了兴致，指着路边一片假山和园林说，我藏起来，你找我，咱们赌输赢。我说好啊。可我怎么也找不见她，渐失去兴趣，看见路边有弹三弦唱道情的，就去围观，看得入神，忘了再找她。过了好久，她拍着我的后背说，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我就跟她一起下山。她一路沉默。我说你藏那了，那么难找的。她低头不语，竟流泪了。到三爱堂门口，我要送她回家，遭拒，我们郁郁地各回各家。

果然，我们中间发生了一次很大的误会。她听信人言，说我母亲完全不认可她这个学徒工，说她身体多么差，这门婚事怎么可能呢。她说，你是孝子，你是大学生，我是学徒工，你什么都听你妈的，我配不上你，咱们分手吧。她约我在下西园火车站见面。那是大雪后的一个下午。她从东面来，我从西面来，寒风料峭，白光刺眼，在铁道边的斜坡下，我们站定了。她像背书一样冷冷地说了以上的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还高。她仍摇头，含泪登上郊线的班车。

年夏，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离兰那天，她因为加班，没来送我，事后写了一封长信，还另寄了三十块钱，说怕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吃不好。当年的三十块钱不是小数，那是她的血汗钱，我赶紧寄还了。

那时，她常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是教训加鼓励，总是说，阶级斗争复杂，你一定要站稳立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例如这封信：

“来信收悉。对你独游时的狼狈相感到既可怜又可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今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太不相调了，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感情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吗，达学，你应该是坚决抛弃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当时代的先锋的时候了……，现在我的政治嗅觉比以前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也基本形成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日子都白白渡过了，太无意思了，假若我的思想以前就象现在一样觉悟，我绝对不会得脑子病，那几年自己心胸太狭，想不开事。现在脑子灵是还灵，就是不能久用，而且健忘，尤其天热了，下午经常昏头涨脑的，对工作有一定的不利。还好，今年以来，体子强了，还不至于躺在床上，但总归不如脑子健康的人……”。

这封信所表达的观点，情感，思想，很能代表六十年代前期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像她这样温和淡然的人，也在频频谈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否成形，政治嗅觉是否提高，是否坚决抛弃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她把一些政治术语运用得很熟。不过，到了下半年，就再也不见她的来信了。

年夏天，文革狂潮来了，我母亲在学校里被打，打得重，精神也不正常了，多日不食，僵卧在床。她听说了，虽对我母亲有意见，还是在我家门口徘徊再三，走进去看望。我家是学校家属院最破的一间半。她来后收拾屋子，准备做饭。这时学校打人最凶的造反派头子何某某突然闯了进来，带着一帮人。质问她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给牛鬼蛇神做饭，不说清楚是什么关系，你今天休想走。

那是个闷热的傍晚，忽然下起阵雨，何某某把她推搡到院子里淋雨。不料她大声说，我是某某工厂某某车间的革委会副主任，说着亮出了红袖标。一个女造反队员尖叫道，噢，那我知道你，我叔叔常说你。问你叔叫什么，一说，金菊说那是我师傅呀。女造反队员遂亲热地把她从雨地拉进屋。何某某仍用阴沉的怀疑的目光看着她，但不再吱声了。

这一幕，远在北京的我，很久才听说，心中无限感动。在那个年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那时，全民族陷入狂热，没有人不被政治绑架，除了斗争，还是斗争；要么跟着走，要么推着走；要么触礁沉没，要么失去航向。任何地方都是好几派林立，每一派都说自己一派最革命，对方是反革命，就是神仙也拉不住，辨不清。我人在北京，也能感知，金菊正被两种力量苦苦夹击着，一个是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一个是疾病的苦苦纠缠。这个曾经的学雷锋模范，五好职工，团总支书记，被混乱的政治潮流裹挟，无所适从。听说她很快就作为保皇派的骨干被打下去了，险些被斗。

年冬天，全国大串连，我们刚毕业参加工作的65级同学中，有人搞起“返校闹革命”，成立了“莽昆仑65兵团”，回来的人都住在大教室里，白天写大字报，吃饭就在学校灶上白吃。我也从北京请了假回来，想借此机会回家探望老母，同时见见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有人说，她两次晕倒在车间，被人救起。

有一天，兰大操场举行批斗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大会，搭了高台。汪是著名老革命，我也是头一次见，方头方脸的，穿着件旧绿军大衣，被几个红卫兵架定在台子上坐喷气式。观者如堵，举起的拳头如森林，口号声震荡着天空。忽然在人群中，我发现了金菊，她也发现了我，她的面色在一瞬间惨白如纸，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挤出人群，退到离操场很远的地方。她说她早不上班了，请了长病假。她问我住哪，我说我只能住到学校。那个造反头子何某某，有天我差点在我家撞上。我出门后回望，确实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大汉，向我追来。我一拐弯，又不见了。运动开始时，我曾写信要家里清理“四旧”，这信被何某搜出，他不仅给我北京的单位写材料，还扬言要抓我。

我们缓缓走到大街上。斗争大会结束了，马路两侧人挤人，水泄不通。红三司的车队开过来了，前面是一支军乐队开路，吹奏的是“造反有理”，节奏强劲而有力，后面是十几辆卡车，车头架着重机枪，每辆车上站满了男女红三司战士，一律着军装。“黑帮分子”分列车两旁，挂着打红叉的牌子，被揪着头发，仰着面，供路人观看。这比北京造反派的声势还要大。人们奔走相告，说一会儿“革联”的车队还要来呢，他们更厉害啊。人们齐说，不走了，等着看热闹。

我和她的身旁是无尽的人流。我们一会被挤散，一会又找到一起。到了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她说她必须得回家了，而且说，你也早点回北京吧，我们再联系吧。然后转过身来，向我摆了摆手。我忽然发现，她的背“驼”了，人显得轻飘飘的，浅色的棉袄淡得快消融到人群里，人衰弱得好像一阵风来就能吹走。在这喧嚣声中，我感到万分凄凉，不祥之感悄然爬上了心头。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在年1月混乱的兰州街头，背景是沉默的皋兰山。我也认为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见面。然而，没有想到，这不是告别，而是诀别，永远的诀别！

5

回到北京后，大约是年3月，接她一信，她直接提出，请我考虑结婚问题。她说“那些游戏早没意思了，早该结束了，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有点一反常态。她的内心是很骄傲的。她从一个先锋模范，风口浪尖人物，再到倏忽万变下的一败涂地，由造反派而保皇派，疾病与罪名交加，只能躲到一旁自己舔伤口。我是她寄托希望的亲人。她把我在北京的环境也理想化了。

当时，结婚于我根本不可能。我所在单位，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据说曾是日本某特务机关驻地，另一说法是，曾是梅兰芳的公馆。仅有的几个文革前结了婚的人，每人一间极小屋子，磕磕绊绊，夹道里生着煤球炉子，烟气狼呛。这单位不可能为我腾出一间小屋，或者说，这单位根本就没有房。我即使提出来，也是痴心妄想。其它几个大学生，都比我大，都还没条件结婚。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秘密的受审查对象。罪名是因为言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应该表扬才对。比如，“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是以势压人，破坏双百方针”，“既然对万事万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哪为什么不能对…….”如此等等。但在当时，按军宣队长的话是：“可以判你无期徒刑，可惜是‘单证’，没法判，只能先挂起来”。事情的起因，是兰州的一个我并不熟悉的“朋友”的揭发，因外调所致。单位里的人也奇怪，为什么晚上开会总不通知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最单纯的大学生，能有什么问题呢。我采取了沉默，不解释。

后来还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我的一个侄子，年龄比我大，偶然到北京参加一项工程，找到我原先的单位。其时我已经下放到五七干校，只有留守的专案组在。一个女专案人员，我曾经的同事，尽情地戏耍了我的侄子。她先是说，他呀，他不在这里，我劝你不要找他了，你找不到他的，他也不一定能回到这里。又说，即使你找去了也不见得能见到他本人。我的侄子是个八级钳工，老实而木讷，嗫嚅着问她，他有什么问题吗，那女人仰天尖笑，说，那就得问问他本人喽。多少年后，我的侄子回忆当时奚落他的那个“北京女人”，还心有余悸。试想，如此寒冰般的处境，谈何结婚。

年深秋，林彪一号命令下来，我们被下放到河北怀来黑土洼。我打前站，押运行李，迎着秋风站立在行李车上，心头一片惘然。国庆假日没处去，干校学员就一齐到就近的官厅水库玩，看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各想心事。有人捎来了北京的一堆信，其中也有我一封，一看是姐姐从陕西寄来的。那时我最怕姐姐的信，几乎都是坏消息。更怕她打长途电话，那一定是母亲又有什么事。这封信亦然。就在要收起信时，发现信的边角上补写了一行极小的字：“听某某说，金菊已于68年因心脏病死了”。这一语几乎轰倒了我。这行字我看了又看，先是麻木得没一点反映，继而泪水从眼角渗出，眼前是秋风中疯狂摇晃的小树。这个消息既真又不确，后来才知，她人早在年5月就去世了。我竟完全不知，联系她多次也无回音。她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

6

年，我作为文艺报第一个建国以来只身进新疆的记者，在新疆盘桓数日，结识了一批朋友，并以本报记者名义写了报道《天山寄语》。归途上，我特意在兰州下车。我已整整十三年未到过兰州了。原想拜望金菊的母亲，向她老人家表达我的悲痛和悔恨，不巧她去了岷县；于是找到金兰姐和老石姐夫。金兰姐哽咽着讲述了金菊去世的情景。说主要还是心脏病，看不出迹象，发病突然，医院混乱，也没有认真抢救。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打转。我要求到她坟上看看。他们告诉了我详细的路线和走法。

一张旧风光照片，恰好把金菊家住过的小院拍进去了

第二天，过了黄河铁桥，我一站站打听，沿着去宁夏的公路，进入了大沙沟。看见路的左边出现坟冢时，我的心顿时收紧了。我内心的声音是：金菊妹，我快要看见你了。公墓区有个叫王爷的守墓老人，蹲在小屋前，我递上了烟，问他67年去世的人埋在何处，他指了指方向，冷淡的不再说什么。我一个人转上山坡，进入坟区，好凄凉啊，有的坟被挖，棺木板乱扔着，硕大的黄鼠在丘墓间奔跳，益增恐怖与寂寞，我的心狂跳起来。原先还有个上坟的年轻人，转眼不见了，茫茫墓区只我一人。但我不怕，给自己壮胆。我按老石姐夫指示的方位寻找着，找了很久，转过三个山头，仍不见你的碑。也许是心发怯，人太慌了。我一排排数着，还是没有，渐失去信心，呆呆地站在坡上。

突然，像幽灵一样，南面坡上先是冒出一个人头，再一看，王爷佝着腰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录鬼薄”，在我面前一翻，一下子就翻到你的名字。天哪，年龄是二十二岁！我闭上眼睛，阵阵晕眩。我肯定地向王爷点了点头。老人丈量着，绕了一圈又一圈，又走回到我的脚前，最后肯定地指着我脚下的一座坟。我低头一看，岷县人韩金菊之墓，落款没有长辈，都是些外男谁谁谁。以下字迹就湮没了。奇怪，我怎么硬是看不见呢。我的腿一软，蹲了下来，几乎失去了知觉。没有地方去买纸钱，向你叩了三个头，我轻抚着坟上的白石头，头脑乱得像一团麻。你的坟夹在中间，可以免却雨水的冲刷，头顶是一座叫墩墩山的山峰，脚下是一条小河，河边是一条公路，不时有卷着尘埃的汽车掠过。坟头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是不是你在向我招手？在你旁边，是个北京老太太，右边是个柴姓的老太太，你们会互相照应的吧。

我慢慢走下山坡，不断回望着你，想永远把这场景记住，我多么希望从那里站起一个人，颀长的身子，秀丽的面容，微笑着向我走来。过去我不信有鬼，此刻我希望有鬼。过去我怕坟场，现在竟有些依恋坟场。

6年，我在兰大兼职带博士生期间，又去六公里墓区几次。因韩的墓碑已风化残破，且有一大半陷埋地下，我缴过一笔钱，写好碑文，请刻碑的师傅代刻代立。他当时说，你放心去北京吧，我负责给你刻好埋好。他是李师傅，仍在露天下不紧不慢地刻着碑。说起去年事，他起先记不起了，忽然连拍脑袋说，想起来了，“挚友”、“挚友”。他深深叹息道，太年轻了，太可惜了，我在碑的顶部还特意刻了两只凤凰呢。他讨好地、憨厚地笑着对我说。

我遂与好友王作人，李师傅，沿山前行去看。上午，坟场空寂无人，远处山下的公路上，去白银的汽车依然扬尘飞过，那是人的世界：而山的这边，静极，坟冢累累，碑石层层，一片森然，蔓草间有小动物窜动，看那一块块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短命，有的长寿，甘人，河北人，山西人，陕西人，内蒙人，哪儿的都有又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紧紧相邻，相隔并不远。

我们又找不到她的墓了，慌慌的来回走着。最后还是李师傅，猛回头，一指，坟就在脚边，不觉悚然，怎么总是看不见呢。新碑显得比较高大，贴着旧的小碑亭亭而立。碑上刻着：岷县人（——）；韩金菊长眠于此；挚友雷达立。不知现在这碑尚完好否。当时没有拍照意识，连个相片也没留下。

7

韩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写出来难受，但真的一写，几次伤心得写不下去。我还担心老伴是否会不高兴，便对她委婉地说了。没想到，她平静的说，你能不忘五十年前美好的感情，珍藏于心，这是好的；但人的生活总会变化，又会有新的感情，这也很正常，既不要死抱住以前不放，也不要把以前丢得一干二净。再说了，你写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你们那一辈人，曾经怎样生活过，恋爱过，思考过，度过了怎样的青年时代，也有价值啊。

她的话让我惊讶，让我敬佩，里面包含着多么崭新的观念。

她叹了口气说，她要活到现在，该有70岁了吧？我说不，应该72岁了。

年4月4日清明节，改定于北京华威北里

（原载《作家》年第6期）

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

雷达

　　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会出现长篇小说创作潮，且延续了近二十年之久，至今不衰？有人说，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字数便于市场化出版，便于宣传和营销；也有人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写作方式，使原先不敢想的人也平添了创作长篇的勇气；还有人说，是因为长篇小说易于“触电”，便于改为影视；更有人认为，“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不是大作家，真正有出息的作家都该有长篇小说”。这后一条似乎对刺激生产特别起作用。然而，以上种种原因，毕竟只是外在因素，一个民族有那么多的作家投入了长篇小说创作，不可能没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那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内在驱动力应该是缘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辛和痛苦的磨难，以及不断的精神裂变，也缘于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足迹和现代性的转型，缘于民族的和个人的各种复杂经验，源于漫长历史记忆和巨大时代变迁。这是世所罕见的“中国经验”，需要一种集聚和释放，需要更为充分的艺术表达。同时，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审美经验的积淀，新世纪本该是一个长篇繁荣和鼎盛的时代。

　　然而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的问题并不能按照线性思维进行逻辑推理。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无疑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是，在相当一些作品中，相当一长段时间里，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非审美化倾向，若放在更长的时间中来观察，恐怕问题会更突出。但我们对此可能已习焉不察，当局者迷了。诚然，长篇的写法可以有种种，文体的演变也多样，无法定于一尊。莫言说，长篇小说的尊严，就在于它的“长度，密度和难度”；我也认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当具有对“一定长度的时代和人生”的高度概括和审美判断，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好改变和打折扣的，不妨称之为长篇小说基本的质量标准，有人称之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写作伦理”。这大概也都是针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非审美化问题而提出的。

一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非审美化现象，首先表现在写作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与写作资源日益严重的短缺所构成的尖锐矛盾上。现在每年到底有多少长篇小说出版，似乎一直没有准确统计。年《解放日报》有一文章披露，说当年长篇的总数是部，声言这是在新闻出版署登记在册的原创长篇小说的数字，但并未得到进一步证实。也有长年阅读长篇小说者表示，感觉没有那么多，他们估计总数顶多在三千部左右，而每年印象较深的也就四、五十部。他们表示，除了极少部分看过外，无法掌握其余上千部写得如何，写了些什么。但不管怎样，我国长篇小说的数量之巨，为其他文体所无可比拟；目前在全世界也是年产量最高的。但长篇最基本的艺术要求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位移”，直白地说，就是长篇创作全面“提速”了。以前，两年写一部长篇小说都可能会遭人诟病；现在一年写两部长篇也很正常，好像长篇小说就应该这么多而快地生产出来。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写作时间长短论英雄，速度降下来不一定就出大作品。但我坚持认为，尽管长篇写作全面提速了，却不能也不应该改变长篇小说创作所必须的“必要的劳动时间”和密度要求，以及重要的规律和法则。因为“全面”提速很容易导致“文本的生产化”（伊格尔顿）现象，而与大量“文本的生产”相关的，就是文本、文类之间大量的“近亲繁殖”，文本之间相互模仿，于是显得空洞化，贫血化，夹生化。快速的文本生产直接导致了原创力的匮乏，也强化了作家畸形的复制能力，比如对犯罪、审判、强拆、贩毒、买卖人口、器官走私、讨薪等等题材的经营，让人觉得看小说就是在看媒体新闻。那么，为什么小说写作变成了“新闻故事”？首先在部分作家看来，在这个剧变的时代，现实世界比小说世界更真实、更精彩，作家应当以热烈的姿态拥抱现实，且新闻媒体表现出来的事实已足以令人震惊；其次是因为快速的文本生产，使得作家来不及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作出较为冷静的沉淀和深入的概括。

　　当年托尔斯泰写《复活》时，他曾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罪犯、狱吏，并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六年间，他写了三份草稿。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这一个有真人原型的人物的命运和最终，他总觉得前两稿没有深刻触及到历史和时代真实，于是选择从头再来，最终“将自己完全燃烧”在主人公命运的强烈而激情的火焰中。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玛丝洛娃以及聂赫留道夫身体和灵魂的复活，《复活》也得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公认，读者引托尔斯泰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事实上，伟大的作品都有这样一个长期的困顿和艰难的突围过程，长篇小说的构思、立意与运思更是如此。但是，在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高科技化的时代，作家看着“读者面孔”写，迎合读者，迎合大众传媒，力求耸人听闻，或以影视剧里的视觉快感为鹄的来运营文字，结果是，原创性的丧失，小说的艺术审美缺少了穿透物质世界外壳而进入心灵世界的能力。小说原本是追求独一无二，追求排他性的，而今天，在电脑技术支持下，为了赶时间，作家来不及体验，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沉淀，只能以思维的拼贴，拷贝，寄生等代替真正的创作。所以，平面化、同质化的倾向严重，大量面向大众消费的长篇小说，现象堆积、情节雷同，官场、职场、情场发生的故事相互模仿，小说创作成了现成套路，“文本生产”出现了千人一面的模式化倾向。

二

　　非审美化的第二个表现是，追求“思想”的表达却与整个艺术机体的脱节。非审美化的突出表现是为追求某些虚悬的价值目标，使得叙事文学的文学性被冲淡，因为“思想”的作梗，使得人物的灵魂不够饱满。长篇小说追求思想并没有错，但思想并不是长篇小说的终极目标和最高标准；作品当然要有思想，甚至要形而上，要富于文化的、哲学的品格，但是小说创作自有其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有人总是“引导”作家向一种艰涩而可疑的风格靠近，这实际是牺牲文学性向西方的某些文化哲学靠近，混淆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也混淆了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事实上，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不断地让长篇小说“远离文学”。是的，我们目前最欠缺的仍然是思想，思想的穿透力，但这种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和叙事性来获得；这种思想魄力并非西式观念加中国式转述，而应是扎根本土，饱蕴感性、灵魂和血肉，是与中国当下的人文命题紧密结合的一种形象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希望作家回到文学，寻找自己的“精神原乡”，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所谓高深的“思想”。成功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化记忆，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陕南，王安忆的上海，阎连科的豫东，雪漠的河西走廊等等，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学根据地。莫言曾说，他要学福克纳，要创造一个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文学的地理概念，一个虚拟的空间；雪漠的长篇《大漠祭》，至今看还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优秀之作，其意义就在于它写出了当代西北农村生活连筋带肉的密实与真切，无论写大漠奇景，还是写西部生存，都令人唏嘘感叹，荡气回肠。这种情感的塑造是语言化的，形象化的，当然也是文学化的，它不同于社会主义前期农村题材的某些革命现实主义的“正史式”写作，也不同于《爸爸爸》《厚土》等作品的文化寻根写作，而是对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农民的基本生存状态的深刻观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山意义。

　　但是近年来有些作家在“超越自我”的路途中似乎太过于追求剑走偏锋。雪漠的《野狐岭》等，阎连科的《炸裂志》等，以某种浓得化不开的意念、情绪来推动叙事，使得“思想”裸露在形象之外，突破的意味自然有，但生硬的感觉仍会占据阅读者的头脑。雪漠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原乡经验和血肉形象，转而寻找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阐释，虽然这是“有意为之”，但是其中隐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因追求某种“思想”（比如“证悟”、“超越名相”、“灵魂至上”等）逐渐淡化了对那些与“大漠世界”血脉相连的凡俗人生的精神开掘。碎片化的、零散化的切割，与审美的完整性要求是否矛盾？碎片化是必须的吗？为什么不能冷静地富有情趣地赏心悦目地或惊心动魄地讲一个有深度的故事呢？完整的故事，贯穿的意义，个性鲜明的人物，甚至塑造典型，是否过时？

　　同样，才气横溢、笔锋凌厉的阎连科，在《炸裂志》中，追求一种“怪诞”的叙事风格，也彰显了作家强烈的主观化、意念化企图。《炸裂志》写了“炸裂”这个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的“三十年”，作品以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如何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和家族的绵绵仇恨融合，作家本人也有写一部乡村志的意向。但是，在过于强烈外露的乡村批判和用力过猛的笔触下，作家试图将这种观念上升为一种凝固化的新“理念”。于是，这种写作会不会滑入一种非审美化的“为思想而写作”的误区?所以，无论是雪漠的“说教”元素，还是阎连科的“激烈”元素，最终也会弱化作家对人物灵魂完整的把握。这样的问题在当下应该不是特例。

　　非审美化的倾向之所以堪忧，是因为如果过于片面地追求“有思想”，靠外在的意念推动叙事，容易使人物之间的血肉联系变得简单化、僵硬化，甚至会破坏叙事艺术本身的文体伦理。这种追求并不能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反而会把复杂与深刻浅表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主张长篇小说应拥有丰盈的精神，而不是裸露的“思想”。

三

　　非审美化的第三个表征是网络的冲击与作家的“媚大众文化”表现（“大众文化”内涵丰富复杂，此处主要从媚俗而言）。的确，年代那个波澜壮阔的“长篇时代”，为长篇小说的繁荣积累了一些丰富的审美经验，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作家遭遇网络、特别是传统型作家与网络作家之“比速度”，本身就是一件可悲的事。虽然网络作家通过网络写作的狂欢化方式，与读者实现共时性的创作过程，但是，网络创作必须与读者的跟进速度齐头并进，随时更新。比如在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等大型文学网站上，日更新量上万甚至好几万字是很普遍的，否则根本满足不了在线读者的阅读需求。如果像毕飞宇一样，写《青衣》用不到两个月写完了，但寻找“青衣”这个名儿，就花去了他40多天时间，这种反复把玩恐怕在网络写作中无异于天方夜谭。网络作家的期许仍然是待价而沽，或期望与读者及时交流，或得到影视编剧和纸媒的青睐。为了早日“浮出网海”，他们既要快速地写，又要在短时间内进行拼贴式、作坊式组装。他们把传奇、性爱、政治批判等多种元素调和在一起，做成了一道好莱坞式的煽情菜，或者以氤氲缠绵的诗词抚慰读者。这很容易导致只有一时的剧场效果而缺乏较长时间的阅读价值。

　　在纸媒发表、出版小说的传统型作家的现状怎样？在我看来，状况并不十分乐观。他们同样希望通过高频率地出版作品，以与读者不断地“见面”，以证明自己的“在场”；这种“在场的焦虑”使得个人的体验未经充分沉淀，就洋洋洒洒地，动辄写出几十万言，而这种动机很容易受到类型化、猎奇化的影响，也最容易把电视剧大团圆的故事结构放置到小说叙事的至高处。

　　现今作家们力图保持自己“在场”，力图对现实发言，力图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迅速作出审美判断，是难度很大的任务。对一些作家而言，他们一方面借影视剧的结构和情节来构思小说，走快餐化的路子，一方面又想急切地为时代立言，成就一部不愧于这个时代的大作。然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和信息时代的媒介变革，又让文学在今天的“发言”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出现了作家将社会新闻与小说叙事元素过于快速、直接的黏合。这既是作家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对准普通读者所 　　长篇小说的第四种非审美化表现，我以为是一些作家没能走出“为魔幻而魔幻”的怪圈。魔幻虽古已有之，中外皆有之，但现今的魔幻现实主义毕竟是一种以奇观化、荒诞化手法和技巧来表现想象世界的方法，具有不可低估的叙事学意义。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后人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魔幻是对拉丁美洲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上的天才表现，如卡彭铁尔所言，是“神奇现实”，其突出特征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文化还是与之有所不同的。在中国，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显灵”、莫言的《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贾平凹《怀念狼》中的“人狼幻化”，范稳《水乳大地》中的“云中斗法”，《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视角”等等，应该说都比较成功，应该肯定。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表现方式来加以丰富和升华。但是，现在不少长篇所谓的魔幻，“傻子”“白痴”大量涌现，动辄让牛羊说梦话，让人变成飞禽走兽，且人头乱滚，白日见鬼，鬼魂附体，花样繁多，认真推敲就会发现，变来变去的魔幻，并无深化作品的意义，也无规定情景的或然，而是通过强制性的叙事助推，使得人物形象偏离了情理逻辑和叙事逻辑，以极度扭曲的方式进入文本，致使人物往往是残缺的、病态的，或叙事者就是一个“白痴”、智障儿，梦游者，或切除生殖器的自虐者，或干脆让叙述人脑袋里长了一个大瘤子……在这种幻变之下，作家像个蹩脚的魔术师，将先锋意识以及对现实的批判简化为一堆无用的“怪物”，使文本逻辑变得混乱不堪，使阅读变成一种活受罪；如果以为这就是深刻，这就告别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区。我并不是魔幻的反对者，相反，对精妙的魔幻倍加赏识。我只是觉得，如果没有对生活新的独特发现和洞见，无论附着多少花哨的观念和叙事的技巧，仍然难掩其贫乏。

　　总之，长篇之长，除了一定长度的分量和容量，更重要的是怎样让历时性的变迁以共时性的灵魂密度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纯为影视传媒和大众文化所掳掠，不是越荒诞不经就越能触及问题的本质。毕竟，长篇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时代、一群人的曲折命运，是为一个时代的灵魂“立传”。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下长篇小说的非审美化倾向应当引起更多人的